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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在《实践论》中指出，对事物的认识过程有两个阶段：认识的感性阶段和理性认识的阶段，是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认识发展过程。结合自己实际工作，我3月份接触基层党建工作，最初的认识是间接的、感性的、空洞的，主观性很强，认为基层办的工作就是写材料、报各种表，务虚的东西多，甚至有一些抵触情绪。在经过了半年的接触、工作和学习后，对这份工作的认识有了深入的了解。肯定了基层办工作的琐碎和冗杂，却也更深刻感受到了许多工作的内在逻辑性，比如区里下发一个方案，以前认为所谓的落实便是以方案落实方案，以报表回应方案，现在则认为落实一个方案，需要有部署、有计划、有方案，还要有实现载体、有实现方式、有过程记录，最后要有反馈、有汇总整理、有总结。
《实践论》中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这让我想起毛***曾说过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亲身参与实践，只是道听途说，就会造成对事物认识上的偏差，就不能看清事物本质、弄清事物发展规律，就会很容易出现判断上的失误。反思自己，在这半年的工作中，也时常自不量力、自以为是，缺少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与领导、与同事、与村组宣委员沟通的少，了解的少，导致自己裹足不前，工作不见起色。
理论来源于实践，“成功的道路上从不拥挤，因为能坚持的人太少了”。今后，要把基层办好的工作制度坚持下去，同时，多听各村居组宣委员的建议，多与其他乡镇交流，努力在工作中做到创新。
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这句话拉开了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序章。这种实践观念正是来自于毛泽东同志1937年7月时在延安写的《实践论》。
为了扫清当时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了对中国民主革命经验进行系统的哲学总结，为了对广大干部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辩证法的教育，毛泽东同志写下了这篇《实践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在一次谈话中感慨道：“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
为何“不能不写”？因为当时党正接受着严峻的考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4年统治，把党几乎引向毁灭的边缘，惨痛的教训迫使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深刻的反思。在长征胜利后，共产党有了一段比较安稳的时间，这段时间毛泽东同志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理论思考和概括总结，于是有了《实践论》的出世。《实践论》的出现，打破了当时党内思想在严峻时刻下仍然没有统一的困境，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各种主观主义错误思想提入到了历史的垃圾堆。
《实践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在当时政治局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抽丝剥茧的科学分析马克思主义，为后来党取得革命胜利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
现代中国人都知道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是《实践论》的具体体现，80多年前成书的《实践论》或许在面对的困境和现在不同，但是其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今天仍然散发着明珠一般的光辉，为我们提供着伟人的智慧。
最近，按照省厅和警令部“三读”活动的安排和要求，我认真阅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深受启发，总有一种清新之气如春风般扑面而来的感觉，除了因一些旧事远去的生疏感外，并不觉得烦难。
《实践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我认为，不懂得哲学的人，是无法深刻理解事物的，没有哲学思维功底做铺垫，也是无法进行事物抽象思维的，因此，认真学习哲学十分必要。一九三七年毛泽东之所以以“实践论”为题阐述认识论问题，有理论和实际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和基本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主要特征。二是党内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轻视实践，造成中国革命的严重损失，用实践的思想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具有现实针对性。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总结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是正确的实践观。“自觉投身公安工作实践中去”,相信这也是对于我们每一个民警的要求,同时也是新时期公安工作发展的需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不但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真理又是相对与绝对的辩证统一，所以要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真理。公安工作，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不能用理论去切割事实，而应该在实践中不断地验证、修改、补充、完善工作机制，以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路线。“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是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根据这一基本原理，在公安工作中必须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路线，不断提高工作水平。毛泽东指出：“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从感性认识而主观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主观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因此，对工作对象的认识，就不能满足于经验层次，而要经过思考、实践，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求得理性认识，总结规律性。对事物的正确认识正是在长期、细致的实践中，达到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循环状态。
只有在公安工作中大胆实践，才是我们对于公安工作认识的真理性标准。毛泽东同志对于这句话给了更加深刻准确的诠释：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于是认识被证实了，如果达不到，就会在实践中失败，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思想，然后取得成功。
少数民警总埋怨机会太少，机会从来就不是少，而是机会来了我们没有信心和能力抓住它。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们要积极提升自我，积极了解各方面知识与经验，这样当机会来临时，我们才能把握机会，创造成功。我们要抓紧机会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才能做有准备的人。
《实践论》谈到，“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这说法看似平淡无奇，实际上正是许多人忽略了的真理。
《实践论》引导我们现在、将来各种实践活动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它，并领悟其中的思想，应用于我们的实践，从而使我们更好的参与实践，在实践中获取成功，在实践中得到经验。
1937年4月开始，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讲授哲学，并为此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战爆发，毛泽东在抗大的授课也就此中断了。这短短几个月的授课内容，凝结为影响力广泛的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两论”常读常新，每每捧起都能给我带来新的思考和启发。今年3月来到中央党校学习，在系统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我翻开原著重读“两论”，读出了不一样的感悟。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极其朴素的哲学著作，没有晦涩的词汇，没有炫技的表达。但它们却是极其深刻的哲学著作，是中国革命史的哲学升华。“两论”的思想价值和历史贡献毋庸多言，我自己也从小学开始通过思想政治课学习“两论”最基本的哲学内涵。但这次重读“两论”，读出了两点新体会，即《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指导我们开新局、谋变局的重要哲学著作。
《实践论》不仅告诉我们要用既有理论改造世界，更告诉我们要发现新情况、提出新任务、创造新理论、开创新局面
《实践论》阐释了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地位、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认识运动的规律和真理发展的规律。此前每次读到文中引用的斯大林“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这句话时，仿佛就已经把《实践论》内涵都吃透了。但事实上，毛泽东接下来用一个设问句，引出了《实践论》最后一部分重要内容，但也是常常为人所忽略的一部分内容。“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原来，“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并“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都不算真正完成了认识运动。“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
运用既有理论改造世界，远远不够。这飞速变化的世界，推动我们不断改造理论、创新理论，不断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开创新的局面。
“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真理的道路。”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未要求人们不管何时都要原封不动地将他们的理论作为实践准绳。我们面对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世界，时代不断给我们抛出新课题、提出新诉求。若我们僵化固守既成理论，无视新情况新问题，那我们便只能成为“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的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时代中国的生命延续，是被中国新时代发展实践验证的真理。结合最近两年多的工作，我深刻体悟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历程，就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超运用实践论的哲学原理方法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鲜活案例。
全面深化改革如何再布局？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一国两制”？香港澳门如何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些都是新征程中摆在共产党人面前新的重大历史课题，没有现成答案可寻。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公开发布，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空间布局等方面作了全面规划。
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和严峻局面，党中央高瞻远瞩、指挥若定，及时果断调整治港治澳方略，以治本之策维护香港长治久安。同时，依托大湾区建设这个大平台，不断推出经济、社会、民生领域的政策利好，全力支持港澳在积极参与大湾区建设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一系列刚柔并济、标本兼治的组合拳，揭示了“一国两制”实践规律，在实践中极大丰富完善了“一国两制”理论，充分体现了“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辩证唯物主义知行统一观，谱写了新时代的“实践论”。
《矛盾论》不仅告诉我们要重视矛盾，更告诉我们要重视研究矛盾的变化，从而谋变局、求胜利
关于“变”这个问题，《实践论》已经通过论述“知”与“行”的关系明确指出，变化是第一位的，因而“行”也就是实践是第一位的。《矛盾论》则进一步从认识方法、实践方法的维度揭示了为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矛盾是辩证法的基石，从黑格尔、马克思到毛泽东，都将矛盾学说作为自身哲学建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细细读来，毛泽东提及的矛盾和西方哲学史中所指的矛盾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毛泽东提及的矛盾是基于当时中国社会现实情况，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创造性发展。只有清楚认识到这一点，打破传统辩证法对我们头脑认知的桎梏，才能真正领悟《矛盾论》的伟大。
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次要方面，矛盾的特殊性、一般性——毛泽东矛盾学说的基本概念大家耳熟能详。因此，不少人便理所当然认为自己掌握了矛盾学说的精髓，反而忽视了《矛盾论》深藏的动人之处。如果说这次重读《实践论》，我读出了“新”，那重读《矛盾论》，我读出的就是“变”，而推动“变”也要注重矛盾的次要方面。
在《矛盾论》中，矛盾是不平衡、不对等的，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同时矛盾又是发展变化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相互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因此，通常我们得出的结论便是要重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当我们站在“变”的角度看问题，其实居于变化主动地位的往往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换句话说，就矛盾性质而言，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守”方，矛盾的次要方面是“攻”方。进一步讲，如果我们希望保持某一事物的性质，那便要警惕矛盾次要方面的变动，将这种变动程度始终掌握在可控范围内，不至于冲击矛盾的主要方面；相反，如果我们希望改变某一事物的性质，那便要积极推动、促进矛盾次要方面的发展变化，用我们希望的矛盾次要方面取代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使得事物的性质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改变。大是小变来的，强是弱变来的。小可博大、弱可胜强，无论是中国革命战争史还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相反，如果眼光只盯着当下矛盾的主要方面，忽视或者无视变动中的矛盾次要方面，那么盛会变衰、强会走弱。
空谈矛盾其实毫无意义，仅仅知晓概念和大道理也毫无意义。实践面对的是“前所未料的情况”，而研究矛盾便是研究变化、探求变局之源。只有重视变局、正视变化，真理才不会沦为教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路也才能越走越宽阔、越走越通达。
写到这里，马上跳入我脑海的就是***总书记曾以“在小小的桌子上唱出了精彩的大戏”形象地描述了澳门在丰富“一国两制”实践中的作用。为了解决澳门经济结构单一的问题，***总书记亲自部署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以横琴岛为载体率先在改革开放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大胆创新，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打造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横琴岛小小106平方公里，探索的是丰富“一国两制”新实践的大文章，探索的是大湾区市场一体化、高度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探索的是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正印证了《矛盾论》中阐释的“以小见大、小突破带动大变局”的朴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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