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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我早已久仰大名，但直到前一段时间才把它看完，因为一边要复习准备研究生考试，这本书毕竟不是教材，所以我是抽空余时间来看，前前后后看了有一个多月，才把这本五百多页的著作读完。当时只觉的自己对鸦片战争曾经的固定记忆完全被打破，我看到的是一个结果完全相同，但过程却是如此令人疑惑、不甘甚至愤恨的鸦片战争。但是我读罢此书已经有一段时间，今日再想写写感受，却已经记忆模糊，只能回忆起些许片段，还要再翻开书本才能唤起记忆。
虽说是名为读书感，其实我读的时候根本就没做笔记，只是在书上做些些不疼不痒的记号，把自己觉得有意义或者有疑问的地方标识出来，日后若是再翻到，说不定就茅塞顿开了。
全书共分为八章，我认为还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讨论。首先是第一部分：战前的清朝与英国军事力量对比，想都不用想，清朝在人数上占据巨大的优势，但是在武器上和战略上与英国人差了两个世纪。其次是第二部分：战争的过程，这也是本书最重要的内容最多的一部分，讲述鸦片战争的爆发及在此过程中清朝和英国的相互博弈，清朝从剿夷转变为抚夷，而后又转变为剿夷再到最后不得已而"抚夷"的过程。最后是第三部分：历史的反思，鸦片战争带给当时的人什么？带给了现在的我们什么？
书的一开始，是从琦善卖国论说起的。
中国的历史学，最注重人物评价。打开史籍，善恶忠奸分明，好人坏人一目了然。
在坏人的队伍中，琦善大约可属"最坏"的一类，因为他犯有无论古今中外都视为不赦的罪行——卖国。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会饶恕自己历史上的卖国贼。
关于琦善卖国论，由来已久，在鸦片战争时期，就有大臣弹劾琦善收受英国人贿赂，私自签订穿鼻草约。琦善卖国论在近代百年几乎被做成了铁案，李侃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教材里，也是将琦善称之为主和派，虽未直接言明其为卖国贼，但暗指之意确有之。但茅海建老师在绪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且在后面的正文中给予了详细的论证，虽然茅海建老师自己说，这不是为琦善"翻案",但从直接结果来说，说这是翻案也没什么不妥。
自古皇帝犯错，大臣担责，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皇帝乃九五之尊，天命所归，是国家的象征，百姓心中的完人，他又怎么能犯错误呢？所以这个责任，只能有臣下来承担，林则徐很不幸成为了第一个，而琦善很快就成了第二个。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蒋廷黻先生就为琦善翻过案了（详见《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并将其称之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家，评价之高似乎让人有点瞠目结舌。而本书中茅海建老师利用中英双方的许多文档资料，证实了琦善不过是个能力平平的人，并非卖国贼，也并非所谓出色的外交家。琦善最先察觉中英军事实力差距，因此他主张"抚夷",但是当时在朝中剿夷派正盛，而道光皇帝也雄心勃勃要向英夷展示天朝国威，现在上奏"抚夷"等于自寻死路。琦善纵横官场多年，科场文字（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有一段关于所谓科场文字的"论述，即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朝中官员的奏本开始趋于圆滑，常常避重就轻以迎合上意）、官场规矩自然谙熟于心，自然不会犯如此"愚蠢的错误",而他又不敢直言英国人船坚炮利，怕触怒了皇帝天威，于是便开始扯谎奉承。当然了，此优良传统也被琦善的后继者们继承了下来。
"体制问题"恐怕是最让人关注的点，从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茅海建老师对于清朝体制的疑惑甚至可以说的愤慨，从军队编制，到战术战略，再到中央决策，皆是自说自话，判断不经实际调查，自恃"天朝国威",认为英夷不值一提，却又在失败之后不肯承认英国人更胜一筹。当时的国家领袖道光帝资质平庸，茅评价其为：才华不如其祖父乾隆，精明不如其曾祖雍正，胆略不及其高祖康熙。从书中所描述来看，道光帝还是个善于推卸责任且摇摆不定，决策能力及其有限的皇帝。
而当时的清朝主力部队是八旗绿营，对抗英国的主力是绿营。而作为主力的绿营，军备废弛，军纪崩坏，平时不训练，一到训练师便雇人过去充数。而且很多部队还存在大量挂名的现象，即吃空饷。且绿营所配备的装备也是最差的，而且鸦片战争期间从各地调兵至沿海，短需一月，长月三月或百日，兵还未到，战争就已经结束；且这些部队还在途中骚扰百姓，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莫说顽强抵抗击退敌人，只要不阵前溃逃就是军纪严整了。
再说战术战略，林则徐号称"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却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一口咬定，只要切断供应英国人的茶叶与大黄，英国人就会因为不消化而死；还说英国人绑腿太紧，因此难以弯曲，故不善陆战。（此想法可能来源于康熙时期马嘎尔尼来华以及嘉庆时期阿美士德来华不愿跪拜的事件，这完全是个人臆测，但奇怪的是当时无人质疑）且林则徐在虎门的布防，茅称之为"书生思维",在用中国传统的防守思维对抗近代化的英国海军。而且林则徐去广州后首先查封了商馆，此做法很可能是借鉴之前的两广总督卢坤。律劳卑事件所造成的两个后果：一是是英国人明白了没有充分的准备不能擅自对这个古老的帝国开战；二是是天朝大吏产生了错觉，认为只要控制商馆即可扼助英夷的咽喉。（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这也间接使得英国人找到了发动战争的借口。第一次英国人在广州得胜之后，便溯江而上想去京城面见皇帝，为琦善拦在天津，英国人递去"禀帖"要求惩办林则徐，开通商口岸，赔偿烟价等等要求。而翻译！！！翻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英国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清朝的附属，他们要求与清朝大员平等交往，但大清官员不这么想，毕竟是天朝上国，怎么能跟别人平等交往，于是翻译便成了一副下人向皇帝乞求的姿态，这也使得道光帝开始由剿转为抚，琦善自然理所应当的上位。
之前说了，琦善因为"穿鼻草约"被弹劾而被列为"斩监侯",其实他确实是在努力减伤清朝的损失并结束战争，而穿鼻草约中所谓的割让香港，在琦善的意识中应当属于让英国人暂住之意，而这也曾上奏过光绪帝并得到批准。所以，琦善被革职，在我看来只不过是道光帝政策转变的牺牲品，在这之后，朝中主剿夷的声音又占据了上风。而之后的继任者杨芳、奕山、颜伯焘、裕谦、奕经等人，完美展示了一个天朝大员炉火纯青的科场文字功力，他们可以将大溃败说成小胜仗，将不痛不痒的微小胜利描绘成惊天动地的大胜，道光帝被玩弄于股掌之间，根本不了解战场之上的真实情况，也当然不可能做出准确而正确的决策。
读完全书，还会觉得"天朝上国"的观念深入天朝大吏的心中，所有官员都认为清朝是天朝，而英国不过是夷狄，即使战争输了，天朝的文化也是远远优于夷狄的。这就使得国内几乎没有人能够正确的认识中英之间的现实差距，而且有些官员即使认识到了也不敢说，一旦有这种声音出现，马上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被斥为卖国贼还好，弄不好触犯了圣上，乌纱帽都保不住。
当然在整个战争中，也有誓死力争并献出生命的烈士。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自不必说，主战派颜伯焘、裕谦，还有我们最为熟悉的水师提督关天培，定海保卫战中的守城将士与三总兵葛云飞、王锡鹏、郑国鸿壮烈殉国、福建水师提督陈化成等。即便不论黑白忠奸，这些人保家卫国的气概也值得钦佩。
最后便是历史的反思。茅在最后一章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在研究鸦片战争史时，很快就得出结论：清朝迎战必败，应尽早与英国缔结一项对自己有利的和约。这当然是一种假设。可是，这么一来，我就遇到了来自内心的两项驳难：
一、按照这一判断，清朝就不应抵抗，英国军舰一开到中国海域就立刻投降？
二、按照这一判断，在战场上英勇抵抗的清军将士的血都是白流的？
鸦片战争后，朝中一片欢腾，似乎像打了胜仗一般弹冠相庆，没有人为这次战争做系统的总结。道光帝年事已高，只想得过且过，而参与在战争中的那些人：林则徐、琦善、伊里布、奕山、杨芳、颜伯焘、耆英，没有人通过这次战争的失败，看到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并想要为其变革出一份力，相比于邻居日本，在被黑船叩开国门后，他们的反应又如何？仅仅四十年后，蕞尔小国日本将曾经的老师按在地上摩擦。《南京条约》成了中华民族永远的耻辱标签，而《安政五国条约》成了日本近代成功之母。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是茅海建的作品，从明朝末年海禁开始标中国走向了固步自封，走向了保守，对于今天和美国的贸易冲突被叫做贸易战
是有原因的，其中鸦片战争就是贸易引起的战争。所以英国用武力的目的是开放通商，让鸦片合法化，而清政府认为掌控着世界大量的白银和对茶叶、瓷器的供给，这些足以让英国人俯首称臣，这些错误的想法最终掀起了这场战争。我将从三个角度来解读，分别是文化、经济、政治。说起茶叶不得不向大家推荐一款我最近一直在在喝的一款茶叶，口感清香，非常适合学生和上班族，并且简单易携带，价格也优惠，大家快抢吧！！！！
在书中有写到”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英国最先进的事物，经过儒家教义的折光，顿时变为最荒谬不堪的东西。君主立宪，在皇权至上面前，有如大臣擅权；经商贸易，在农本主义面前，显为舍本求末；追逐利润，在性理名教面前，只是小人之举；至于女王主位、男女不辨，更是牝鸡司晨之类的“夷俗”；即便令人兴叹的西方器物（钟表、玻璃、呢羽等），享用赏玩收藏之余，仍可斥之为“坏人心术”的“奇技淫巧”。无怪乎海通200余年后，中土的官僚士子们并未折服于西方，反坚信于中华文物制度远胜于“西夷”，尽管他们在一个事实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西方“船坚炮利”。“所以在皇权的无限放大中我们有了一种盲目的自信，有了一种天朝上国的幻想，而殊不知英国在经历了工业革命后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最初的农业国摇身一变变成了工业国，而我们始终在传统观念的加持下选择保守，不得否认的是自古以来我国都是农业大国地大物博，在儒学思想的推动下我们一味地追求训古，追求不变，将新兴事物作为奇技淫巧，认为不管是在制度还是文化上都领先于世界，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所有的资本主义萌芽都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重农抑商的思想无法将商业推动起来，而资本主义萌芽是推动工业化发展的前提之一，所以在一开始的博弈中我们就落后于西方很多了。其次八股文、文字狱的盛行压制人们的思想，在思想上无法冲破固有的牢笼自然不会有新思想的诞生。清政府是满人建立的，满人并没有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会产生文化自卑，想要巩固统治只能改变和毁灭汉人的文化，来实现自己的愚民统治。
政治方面，”在皇权至上的社会中，天子被说成至圣至明，不容许也不“应该”犯任何错误。尽管皇帝握有近乎无限的权力，因而对一切事件均应该负有程度不一的责任；但是，当时的人们对政治的批判，最多只能到大臣一级。由此而产生了中国传统史学、哲学中的“奸臣模式”：“奸臣”欺蒙君主，滥用职权，结党营私，施横作恶，致使国运败落；一旦除去“奸臣”，圣明重开，万众欢腾。这一类模式使皇帝避免了直接承担坏事的责任，至多不过是用人不周不察，而让“奸臣”去承担责任，充当替罪羊。若非如此，将会直接批判到皇帝。这就冲犯了儒家的“礼”，是士人学子们不会也不愿去做的。”此时此刻的清王朝已经走向了皇权的顶峰，从议政大臣到南书房，再到后来的军机处，军机大权都由皇帝一人裁决，而军机处的设立是让专制皇权发展到顶峰的重要标志。我们反观此时的英国，英国已经走上了君主立宪的道路，君主立宪本质就是贵族和国王和解，架空国家，贵族瓜分国家权力，有事商量着来，没必要斗个你死我活，等于说在相同的时间清政府和英国在做两件截然相反的事，并且从国家的大体政策上先是海禁后是重农抑商，这让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只能安分于农业，而这一切的目的也无非因为几个字——巩固统治。
最后从经济上来看，“当权力与金钱一样上市流通之后，即刻产生威力无比的社会腐蚀剂，当军队将财神像奉为战旗时，腐败已不可逆转。世界上可以有一万种罪恶而安然无事，唯有一种足以致命：执法犯法。曾任福建汀漳龙道的张集馨向以“整顿”出名的林则徐讨教，如何改变福建水师兵匪一家的局面，林对曰：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而后来督练湘军的曾国藩，更是一针见血：国藩数年以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首先在这里我提出的是最严重也是最为致命，更是从古至今困扰社会不安定的最大因素“腐败”，这个我们后面讲。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从明朝始至鸦片战争初期，我国在对外出口贸易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世界上32%的白银都流入了中国，西方的火与血的殖民掠夺到头来中国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再加上我国严格的海禁政策造成了世界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但却流转不出去的局面，当时的经济繁荣度就连如今的超级大国美国见了都分外眼红吧在这一系列的贸易不对等下英国想将鸦片在中国合法化以此牟利，却遭受到了林则徐等人的强烈抵制，在得知中国的繁荣如泡沫一般一碰即碎的前提下发动了鸦片战争，而造就这一切的原因便是腐败问题，当时不可一世的八旗兵已无能上马提刀之人，各地各级政府层层剥削压榨早已让这个庞大的帝国千疮百孔，如朽木一般风吹便倒。与其说各朝各代的改朝换代归结于土地兼并，更不如说亡于自上而下的腐败。现如今的“反腐倡廉“、”老虎苍蝇一起打“只不过是我们再不能走国民党覆灭的老路，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要总结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
综上所述，我从文化、政治、经济三个角度为大家讲解了鸦片战争前中国与英国的区别，分析了鸦片战争的矛盾并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而是经历了上百年的演变造就的，从文字狱的思想束缚，到海禁、重农抑商的国策再到经济上的外实内虚来向大家剖析的，从三个大点出发简单直观。
阅读完《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心中激荡起的无数反思的涟漪，难以平复。
1842年的中国，仍处于落后的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之中，面对已经步入君主立宪制的近代化英国，清朝统治者竟用冷兵器时代的思维及外交策略与当时已纵横四海的英国进行对抗，鸦片战争从一开始，便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斗争。这场战争，清朝不仅输在了科技与国力，其根本原因在于落后的封建制度。清朝统治者傲视“四夷”的“天下”观，部分是因为儒家文化的优越和外传的历史传统，部分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并不低于西方水平的自信。
茅海建先生在书中，从为琦善卖国贼的平反到打破林则徐神话，从介绍清朝武器装备、兵力与编制到介绍英国的当时的船坚炮利，从战争的起始到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我看到的是腐朽制度的沦陷过程，是天朝崩溃的根本所在。但当时的统治阶级却完全没有觉醒，依旧沉沦于“天朝”的美梦，朝臣们关注自身利益，本来该为中国朝阳的年轻一代，也在延续着传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样的昏暗时代，即便现在看来，我也止不住的颤栗。
仅仅到此，我已感慨万千。首先我羞于自己对历史的了解，犹记得高中时候历史课本中介绍的中国近现代史，我曾片面的认为林则徐是十足的名族英雄，琦善是恶劣的卖国败类，我曾“认真”的思考，如果当时的中国多出几个林则徐，关天培，斩尽所有的琦善跟耆英，林则除等人若不受到排挤，一心一意抗击英军，那么中国在鸦片战争之中的胜算有多大??当时的我在接受名族英雄们的熏陶之中，将战争之败的根本原因——落后的制度，抛诸脑后。但实际上，我们必须清醒的意识到，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并不是多出几个林则徐，少几个琦善，耆英就能避免中国被瓜分的厄运。天朝的崩溃，实质上是落后的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制度在面对先进的君主立宪制时的整体的崩盘。也正是因为如此，清朝的统治者在国家被瓜分之时，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时，仍然做着“天朝”的美梦。
感慨至此，其实我心中突然蹦出一个疑虑，鸦片战争后不久，日本同样遭到了美国的侵略，同样跟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同样的国情同样的遭遇，为何日本能在短时间内接受现实，并且利用西方涌进其国内的先进思想与先
进科技改造自己，使得日本从落后的德川幕府时代进入了举世闻名的明治维新时代，最后到达了可以参与直至主导侵华战争的列强水平。其中原委，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考，或许我可以尝试说服自己，是因为日本没有悠久的历史文明，缺少长时间的历史积淀，没有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体系，使得日本更好的率先的做出亚洲国家由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制度向君主立宪制的转变，达到了由弱变强的历史性转变。或许这的确是原因之一，但是我们必须正视这段历史，用辩证的眼光去接受历史，以史为鉴，做出我国当代社会应有的改变，才能更好更快的实现美丽的中国梦。
阅读完茅海建先生的这本书之后，我明白了历史永远没那么简单，对一个民族来说，如果将历史的优秀描述成神话，把错误粉饰得壮烈，那么这样，将会使历史成为一个民族前进的绊脚石，一个民族想要获得不断前行进步的力量与动力，必须正视历史，尽管这段历史可能无比的沉重。而我在书中的收获除了更全面更辩证的了解的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始末，认清历史之中“爱国”与“卖国”的道德评判标准，我更希望的是自己能真正的做到以史为鉴，知行合一。
最近，在学校的要求之下，我阅读了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读完这本书，发现这是一本写的很好的书，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枯燥，和那些历史专业书完全不同。通过这本书，我更加了解清政府，更加明白那段黑暗的历史，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慨，不吐不快。对我们来说，我们总是有意无意的想去忽略这段历史，毕竟它并不光彩，这是充满屈辱、血泪、伤逝、仇恨的二百年，一个人，如果有选择，总不愿意面对不堪的情形。而我，总在怀疑，为什么一二百年里，皇帝个个都是昏君、大臣个个都是奸臣、吏治一黑如墨、经济一贫如洗，虽然也有好人，但一定是生不逢时，不得重用或遭人迫害；而那些奸诈的官吏，却总能如鱼得水？此时的清政府，此时的中华民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许许多多的人认为鸦片战争中的失利是由于奸臣所致，而只要重用忠臣即可取得战争的胜利。这种想法是否正确？
琦善、奕山、牛鉴是著名的卖国贼，如果把鸦片战争搬上京戏的戏台，他们必是曹操般的大白脸。而林则徐、关天培、葛云飞，则是一个个正气凛然的名字，虎门硝烟、三元里抗英，一派全民族上下同仇敌忾、共同对敌的架势。从现在的历史书里，我们知道鸦片战争会失败，败在昏聩的皇帝、腐朽的社会制度、无耻的卖国贼。
但是这本书却有不同的观点：关天培、林则徐的红脸，奕山、琦善的白脸，其实是经过后人的描画，是为了意识形态的统一认识而特别实施的愚民教育的一种。关天培自己未必以为自己是为国捐躯，更多的可能是坚守了职位的本份；林则徐不一定是了解了世界局势因而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御敌方略，更多的可能是坚持为官操守维护天朝体统；奕山、琦善都曾是主战派，惜命、爱官的毛病是有的，但要说他们都为一己之私欲卖国求荣恐怕有失公允；连道光这个老皇帝，他当不好这个皇帝、眼界不高、谋略不深都是有的，但国是他自己的，总谈不上自己出卖自己。作者通过此观点进而引出主题：鸦片战争的失败，究竟应归结于中国的落后和保守，还是应归结于琦善等人的原因？本书的核心问题，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能否取得鸦片战争的胜利？这是一场胜或负的结局皆有可能操作的战争，还是一场必定要失败的战争？如果战争必败，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这段历史？作者不断地在当时的历史场景之下，提出假设，因为已经发生之事并不是最有可能发生之事，历史学家会注意到历史可能出现但未能出现的转机。
《天朝的崩溃》从兵力、武器、指挥、战术等诸方面证明当时的清军无论如何抵挡不了英国侵略军的进攻。文中关于中英双方使用武器、舰船、军队的编制以及作战方法，都有很细致的描述。例如对英国军舰的载炮门数，更是不厌其繁一一例举；对英军采用的战术，即战舰攻击正面陆军抄袭背后的近代军事学术，也是做了具体的分析。
首先清朝的兵力虽在人数上占优势，但当时的清军驻防分散，难以集中，调动也很困难，战斗力相当差劲。而英军在鸦片战争后期人数已经达到两万，可以算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军队，而且在大部分战场，清军迎战的兵力仅比对手略多或持平。其次从武器上说，清军的火器源于明朝末年，近二百年间几乎没有技术上的改进，发射的速度、准确性都比对手差，而且受资金等条件限制，难以更新，有的火枪竟是上百年的“文物”。大炮也类似，式样和当年明军阻击后金进攻时的红衣大炮差不多，铸造技术也落后，使用时经常被炸裂伤及自身，射程、准确性自然不高。更有很多士兵还使用大刀弓箭，无法和近代化的英军相比。最后制海权的丧失，我觉得是清军战败的另一重要原因。近代以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英国的海军力量一直称雄世界，而在近代的战争中，谁取得了制海权，就等于成功了一大半，这就是在50年后的甲午战争中日本首先要歼灭北洋舰队的根本原因。从这几点来看，清军实力实在无法和英国相抗衡，而且清政府在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侵略者大的毫无还击之力时仍然做着天朝美梦。这也是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清朝方面从来没有把英国看成一个平等的对手，战败之后也从未吸取教训。
在作者看来，中国应该向日本一样，不必付出如此之大的代价，而应当尽快签订和约，再走自强之路。对此我不赞同，我认为当时，中国的改革势在必行，而签订合约后的安逸并不适合中国，抵抗、牺牲是一个必然付出的代价，直接投降的作法从中国人民的感情上是说不过去的，虽然这样一定充满了鲜血，但也只有鲜血，才能激励国人的觉醒；只有鲜血，才能推动中国的发展。历史是不可改变的，中国发展到这个样子，应该说被列强的炮火打开国门是一个必然，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似乎也是无可挽回，真正可悲的是战败后的中国没有能够及时走上自强的道路。
正如书中所说：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以史为鉴”，正确的看待历史。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我们要吸取教训，不断地鞭策自己，不在重复那些错误，让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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