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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会舔碗，是跟父亲学的，父亲是舅爷教会的。
父亲说舅爷活着的时候，总是念叨要爱惜粮食，一念叨就说到年馑。舅爷说的年馑是上了书的。柳青先生的《创业史》，开篇就写道：“一九二九年，就是陕西饥饿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阴历十月间，下了第一场雪。这时，从渭北高原漫下来拖儿带女的饥民，已经充满了下堡村的街道……”听父亲给他念了这一段书，舅爷点头说：“柳青这作家，还算是有良心个人。”
那年，舅爷已经14岁了，清楚地记得当时发生的事情。先是头一年，整年天旱，秋夏两料歉收，小麦干种上，一冬没下雪。紧接着就到了十八年，又是罕见的大旱灾。这一年小麦从种上到成熟，就一直没下雨，小麦长得跟猴毛一样，成熟时节无法用镰割，舅爷只得用手拔。一亩地只有十几斤收成，麦粒瘦得像茴香籽一样。秋收后，就开始有人得浮肿病死了，庄户人称此为憋死了。来年的麦子刚种下，就有人偷着刨地里的种子，起先还有人吆喝，后来就变成了大家共同的行为，这预示着明年夏季将是颗粒无收。舅爷慌了神儿，赶忙去地边头捡麦颗，捡别人掉落的颗粒，捡到天黑才捡了二两多。
舅爷回到家，成天挨饿。家里的规矩，除了老人能吃点馍外，其他成员每天只能喝两顿稀糊汤，煮点苜蓿灰灰菜吃。糊汤稀得碗里能照得见人影儿，有一天喝完汤，舅爷突然间双手端起碗舔了起来，把碗舔得跟洗过的一样。开始不会舔，鼻尖和下巴都会沾上糊汤，叫人看着忍俊不禁，笑出声来。后来，村里的大人和小孩，都学他的样子喝完汤舔碗，就没有人再笑话他了。糊汤喝了不耐饥，肚子饿得人无法劳动，舅爷就设法去搞点油渣，和麸子皮混合一起烙成饼饼。又把醋糟在碾子上磨细，掺和到棒子面里头蒸馍吃。半年后，这些吃的弄不到了，才去剥后院的榆树皮。剥树皮只能适可而止，剥一行留一行，不能全剥了。全剥了树就会死亡，明年就指望不上了，谁知道这年馑啥时候是个头。舅爷后来对父亲说：“天大的困难，只要你舔碗，磨下性子了，就有指望熬过去……”
父亲说他一直记着舅爷这句话。老年人遭过罪，听他们的话，不会吃大亏。
大姐出生那年，母亲因为营养不良，没有足够的奶水喂孩子。母亲毅然离开了热爱的大城市，回到乡下的老家。母亲对父亲说：“我在地边头捡麦颗，刨红苕，能把娃拉扯大，就怕在城里拖垮了你。”父亲是军人出身，他身上总是有着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对母亲说：“新社会了，只有享不完的福，哪里有受不完的罪，别担心。”父亲每月将工资寄给母亲，让她们娘儿俩补充营养。他自己在单位食堂混，吃完饭，总要将碗舔得干干净净的，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父亲还偷偷搓了根草绳，勒在裤腰上，外面看不出来。他走起路来虎虎地，始终是一副挺胸昂头的军人风范。父亲说冬天腰间勒根草绳，既暖和又耐饿，他一勒就是三冬。这些事，都是父亲去世后，母亲慢慢告诉我的。
母亲快80岁了，她偶尔会唠叨两句，叫我吃完饭别舔碗，说那种吃相不好，一副饿死鬼投胎转世的样子，我没有反驳她。我怕提起父亲和舅爷，母亲会伤心。我因之时常会想起他们俩的吃相来，如果饿死鬼真能转世，我希望他们来生不要再遇上年馑。他们都是富有的人，家里头有的是岐山面，乾州馍，西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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