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名人读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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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在读书方面尤其对自己要求严格，在名人身上发生过不少励志的读书小故事。以下是小编整理的近代名人读书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李大钊同志从小读书异常勤奋、刻苦。在幼年时，便以才思敏捷、能文善诗着称于乡里。他当时辛勤好学的一些故事，至今还在家乡传为美谈。

七岁时，祖父送他到附近黄瓜口村的一位塾师单子鳌那里读书。当时，读书是为了应试科举，读的是四书五经一类，入学之始，还要先读一段蒙学。大钊同志跳过了蒙学阶段，一入学就和较大的孩子们一起读“四书”。这些宣扬孔孟之道的书虽然陈腐，但在当时大钊同志家乡一带，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所谓“新学”也还没有传过来，就只能通过这些书来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大钊同志读书非常认真，他在同学中年岁最小，但却是最用功因而也是学得最好的一个。放学了，别的同学全回家了，他还一个人留在自己的座位上背书，往往要老师几次催促：“耆年，回家去吧！”这才回去。

单子鳌非常喜欢这个聪明用功的学生，常常立在窗外，一面听着年幼的大钊同志帮助同学背书、破讲，一面不住地点头称赞。大钊同志乳名憨头，少年时，名耆年，字寿昌。耆年的学名就是这位老先生给起的。耆年，是长寿的意思。直到后来，单子鳌还常常对人说：“我教了一辈子书，生平最得意的学生，就是李耆年！”

爱思考，爱发问，也是大钊同志幼年读书的特点。就是对日常碰到的问题，他也不轻易放过，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有一次读书，问他表姑：

“你看这念个啥？”

“我不认得字呵。”

“你为啥不认得字呢？”

“我没上过学呵。”

“你为啥不上学呢？”

“我是个女的，又不考秀才！”

但他还是一个劲地问下去：

“女的，为啥就不念书呢？”……

就这样，小小的孩子，开始接触到了一个社会的大问题。

大钊同志从小勇于接受正确的教导，改正错误。当时的大黑坨村，赌博之风颇盛。村里的老母庙后边，经常有一群人在那儿聚赌。大钊同志有次放学回家，也到老母庙看了一回热闹，被祖父发觉了，大加训斥，并罚他捣粪数车。大钊同志知道了赌博的坏处，从此，再没有到老母庙去看赌钱。以后，凡是赌钱的场合，他从来不去。

大钊同志的学习进步很快，在黄瓜口村念了三年书，单子鳌就向他祖父提出：“耆年的学业良好，我已经教不了他，还是另请明师吧！”此后，大钊同志到小黑坨村跟一个秀才赵辉斗念书，又到井家坨的举人宋某家跟一个叫黄玉堂的老师念书，直到他十六岁考入永平府中学。

大钊同志读书越发刻苦努力了。在井家坨读书时，有二十多个学生，到晚间别人都睡了，他还在孜孜不倦地攻读，每天都要读到半夜。黄玉堂的妹妹多少年后还记得，他哥哥当时一回家就念叨：“有个学生，叫李耆年，念书念得特别的好！”

因为家里缺少人手，大钊同志十岁那年，祖父就给他完婚了。夫人赵纫兰比大钊同志大六岁，是个贤惠的妇女。在尔后的日子里，她辛勤地操持家务，帮助大钊同志。她相信大钊同志作得对，不管家境多么困难，总是赞助、支持他的活动。

1905年，大钊同志考入永平府中学。这时，清朝政府为了维持它的反动统治，不得不作某些表面上的改良，实行了所谓废科举、办学堂。大钊同志原是报考秀才，正赶上这个变动，结果考进了中学。当时，还像考上秀才一样，村里照旧放铁炮、贴报单、坐棚车，热闹了一番。

在永平府中学，大钊同志仍然勤奋不懈地读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课余时间也很少游玩，是班上出名的好学生。

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由于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着名的文学家。

1908年，孙中山先生颠沛流离地到了英国伦敦。

这个消息立刻引起了一些华侨和中国留学生的注意。这些人有的怀着崇敬心情，有的抱着好奇心理，都想见到孙中山这位赫赫有名的革命领袖人物。其中有些迂腐的人推测，孙中山肯定是一个大字不识的“绿林豪杰”。

待到与中山先生见面后，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位博学多识、勤勉出奇的伟人。

当时，中山先生经过旅途的辗转周折，所带的费用已分文不剩了，眼看着连一口面包都吃不上。于是，一些热心的留学生便慷慨解囊，你凑一点，我凑一点，凑了三四十个英镑送给中山先生，以暂时维持他的基本生活。不料三天之后，大伙儿再去看望他时，却见他已将这些钱买了一大堆新书。一见面，中山先生便津津有味地指着书告诉众人说，这是什么书，那是什么书，这本书怎么怎么好，那本书又如何如何重要。众人见此情景，一个个不禁目瞪口呆，有的为中山先生的好学精神所惊骇，也有的抱怨他不该将吃面包的钱拿来买了书。

这些人哪里知道在中山先生看来，书比面包更重要得多。他曾经说过：“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够生活。”

的确，在中山先生的一生中，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休假，每夭除了饮食做事以外，总是手不释卷。他每次外出旅行，什么行李都可以不带，却总要带上几本最新出版的书籍。即使是在火线上督战，他也要带许多书籍杂志放在指挥所里多军事上的工作一停止，便把书本拿在手上，从容不迫，一字一句地读起来。

他曾经对一位朋友说：“我几十年来，因为革命，居无定所，每年所买的书籍，读完了之后，便送给朋友去了。至于读过了的书籍之种类和数目，记不清楚。大概在我革命的时候，每年所花的书籍费，至少有四五千元;若是在革命很忙的时侯，所花的书籍费便不太多，大概只有二三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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