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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在取汽车钥匙时，李嘉诚不慎丢落一枚2元硬币。硬币滚到车底。当时他估计若汽车开动，硬币会掉到坑渠里。李嘉诚及时蹲下身欲拾取。此时旁边一名印度籍值班见到，立即代他拾起。李嘉诚收回该硬币后，竟给他100元酬谢。李嘉诚对此的解释是：“若我不拾该2元，让它滚到坑渠，该2元便会在世上消失。而100元给了值班，值班便可将之用去。我觉得钱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费。”这件小事说明了李嘉诚的一种理财哲学，也说明了他的思维风格，这就是用社会总净值的增损来判断个人行为合理与否。只要社会总斗争值增加了，自己损失一点也不算什么;相反，如果社会总净值减少了，自己即使收获了一定的财利也是损失。不要小觑了着眼社会总净值的思维方式，这是关系到国家富强的大问题。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这样一个重要论点：人以自利为出发点对社会贡献，要比意图改善社会的人的贡献大。这样的“自利”或者说“自私”就有几分可爱了。因为如此，“自利”能给别人带来利益，自己的“利”和别人的“利”加起来，社会总净值必然会增加，国家自然富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不患寡”，就是不怕社会积弱;“患不均”，就是怕别人比自己好。别人好了，我要想办法让他不好，虽然这样做我也没利。“内耗”的结果是没有“利”的我和没有“利”的别人组成了一个平均型的“寡”的会。用社会总净值衡量，也能说明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为什么可恶。制假货造成的资源和人国成本的浪费，最终造成的是社会总净值的减少。如果任其发展，势必削弱国国。一部分藉此先富起来的人和其他被剥夺了财富的人组成的是一个不均型的“寡”的社会。
李嘉诚的境界是富国的境界。他的心态既是传统文化的异质，也是不规范的市场经济文化的异质，值得我们好好揣摩。
李四光〔1889～1971〕，中国地质学家，地质力学的创始人。在20年代，他首先发现了我国存在的第四纪冰川遗迹，提出了地质力学的构造理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李四光是湖北黄冈人，原名李仲揆。14岁那年，因他学业优秀，被保送去日本学习。在填写出国护照时，他把年龄“十四”误填入姓名栏里。怎么办?李仲揆灵机一动，把“十”加几笔成了“李”字。一看，名叫“李四”，又太俗气了;又在后面加了一个“光”字。从此，他开始叫“李四光”。
李四光小的时候，家里很穷，兄弟姐妹7人，爷爷又卧床不起。父亲是教书先生，收入微薄，妈妈一人种田，日子很艰难。李四光排行老二，年岁很小，但十分懂事。他平时看到妈妈一人干活，心里难过，就千方百计帮助妈妈干活。天刚亮，他就起床，把水缸装得满满的;上山砍柴，总要挑得满满的才回家。
李四光从小爱动脑。他帮妈妈舂米，用脚踩踏板，人小踩不动，他动脑筋用绳子绑在石杵那一头的踏板上，当脚往下踩时，同时用手使劲拉绳子，这样石杵就动起来了。他和小朋友去荷塘采藕，小伙伴大多嘻嘻哈哈，打闹取乐，半天只能采几节断藕带回家。而李四光精明能干，他先顺叶踩到藕，再用脚小心地探出藕的方向，然后依着它生长的方向一点点把泥踩去，收获一根根完整的鲜藕。
后来，李四光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官办小学堂。考试发榜，李四光名列第一，在小学堂，他勤奋攻读，刻苦钻研，成为小学堂一位优等生。14岁那年，他被学校保送到日本深造。在日本上大学期间，他对地质学发生了兴趣，立志探索地质构造的奥秘。
几十年来，他在地质构造上悉心研究，提出了地质力学的构造理论，并用这个理论去寻找石油天然气资源、矿产，预测地震，开发地热，在中国地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841年2月，英国侵略军的十八艘兵舰进攻虎门。
守卫在这里的关天培向琦善报告，请他增派援兵，补充弹药。琦善不但不理，还责怪关天培，他说：“你这么干，惹恼了洋人，你敢负责吗?”关天培听完，气愤极了。他下决心要和侵略者血战到底。
这天早晨，英军向几个炮台发起攻击。关天培命令士兵还击。但是由于敌人炮火猛烈，数百名士兵相继阵亡。上横档炮台阵地上，只剩下十几个士兵，他们的弹药已经打光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惊慌。当敌人冲上来的时候，这十几名士兵视死如归，手拉手地跳进了大海，以身殉国。
前边的炮台相继失陷，英军继续猖狂北窜，要夺取后面的靖远、镇远和威远三座炮台。这三座炮台是虎门的最后一道屏障了。就在这时，在炮台阵地上，关天培和部将麦廷章正带领士兵们宣誓：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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